《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北京、上海、东营报道

　　当大家的注意力和话题都还集中在杜邦项目要不要建的时候，身边的黄河湿地已经被石化工业侵入

　　胜利油田职工任增颖已决定不再参与抵制杜邦东营项目，因为她觉得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她的理解范围。

　　当很多关心这个议题的网友还在为一些地质、化工或者工程方面专业问题进行深入猜想时，任增颖感到曾被“转移开视线”的真实的危机已经悄然而至。

　　从启动项目选址开始，尽管已经历时8年，杜邦公司在山东东营的钛白粉工厂迄今为止还在图纸上，没有盖起一砖一瓦。项目组的几个员工在租的办公室里干耗着，没有说走，也没有说留。

　　2007年11月16日，杜邦东营项目环评报告书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正式批准。同年12月，一篇质疑杜邦项目严重污染的新闻报道引发热议，一些东营群众以及国内的钛行业同行对杜邦项目表示出抵制情绪。

　　任增颖反对一切化工厂，理由很简单：因为她热爱鸟类。当她眼看着黄河三角洲大地上，天灯（注：化工厂的排污设备，形似高空中的火炬）和烟囱越来越多，珍稀鸟类越来越少的时候，就难过得很。

　　任增颖不停地在各大论坛转发这篇报道并且积极参与抵制项目的讨论，后来她还自费跑去北京，联络各大环保NGO，呼吁关注和支援。

　　结果没让任增颖高兴起来，有些环保组织以没这类计划为由婉拒，另一些环保组织来回折腾半天后站到了积极支持杜邦的一边，理由是，杜邦项目能为中国环保的进步提供新的契机。这跟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以杜邦东营项目为样本，申报开展深井灌注技术科研课题时的说法一致。

　　杜邦项目的各项筹备及审批工作在各类质疑和辩论声中缓慢前进。

　　现在的情况是，自2009年10月15日，项目的用地申请和环评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交到国土资源部之后，迄今尚无下文。

　　杜邦东营项目的负责人顾旭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杜邦在前期已经投入了七千多万美元，现在还在坚持，希望把项目做成。而杜邦大中国区公共事务经理徐俊对本刊记者说，杜邦数次致信东营市委书记张秋波，还没有收到过回复。

　　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项目用地报到国土资源部，一般都需要当地政府出具一个意见，杜邦项目之所以搁置，是因为当地政府的原因。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政府不是很同意，说是有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个项目议审的时候就没有通过。”

　　从台面上的程序看，自东营市环保局、山东省环保厅到国家环保总局，在经历数年的研讨、勘探和论证之后，都已过关。

　　东营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陈延星断然否认了“地方政府不愿意要杜邦项目”的说法，“政府对这个项目还是很支持很积极的。因为这个项目的关联性很强，对于促进经济，增加居民收入都有好处，也能带动很多相关企业的发展。”

　　“杜邦这个工程这么大，肯定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包括环保啊，国土啊，他们去审查，由国家权威部门去认定它造不造成污染。只要项目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当地政府当然想要。而层层审批有一个过程，东营市政府信任国家各主管部门的审批结果。”陈延星向本刊记者证实，杜邦的环保问题已经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和国土部的审查。

　　陈延星说，东营市政府不可能抵制杜邦项目，据我们了解，主要是一些市民不想上这个项目，说怕它污染，另外“有些行业内小企业的老板大声疾呼，为什么呢？因为怕它上来以后把自己挤垮了，所以，就说杜邦有污染，说环保部出的结论是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因素。”

　　一位人大代表眼中的两届政府“理念冲突”

　　地下灌注地质环境评价项目负责人、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教授级副总工程师何庆成说：东营项目破天荒地在中国使用一种工业有害废液深井地下灌注技术，可以将污染物送到生物圈以外，也是头部次在中国用新的氯化法从低品位矿石中生产钛白粉。但在质疑者眼中，这或许仅在技术上看有示范意义，带来的未知因素很多。

　　2004年下半年，在中美两国多位科学家经历2年半的选址结论出来之后，东营市政府很快将其作为大项目招商引资进来。当时的东营市委领导于2006年调任外省任职。

　　东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省人大代表、胜利油田的高级技师吕幸端告诉本刊记者，杜邦项目的环评是有问题的。上一届政府因为想要引进这个项目，所以进行了一些人为的操作，比如说，要把广南水库的性质标准改成非饮用水库；还比如给胜利油田施加压力，让油田为杜邦出具选址地没有石油开采价值的证明??

　　基于此，他认为当时是在定向招商的指导下论证出来的可行性，吕幸端对杜邦项目保持了绝对的不信任，以至于选址地的地质条件、深井灌注技术的安全性、氯化法生产产生二英的可能性??吕幸端都努力凭自己的力量展开详细的研究和驳论。

　　他说：“大家既然选我做人大代表，我就应该为大家做些事。”3年来，反对杜邦成了他人大代表生涯中蕞重要的议程。

　　吕幸端告诉本刊记者，现任市委领导在与他交流的时候表示自己也反对杜邦项目，但不好站出来表态。

　　至于反对的原因，在吕幸端看来，这应该是两届政府之间的发展理念差异，建化工厂跟现在提的高效生态经济相违背。

　　一位在初期曾经参与杜邦项目招商引资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杜邦是个好项目，但关键“是前任（领导）的项目”，所以现任领导消极对待。

　　当本刊记者问及，除了杜邦的工厂以外，上一届政府未完成的项目还有没有被拖延搁置的？

　　他举例，比如基建工程，像观海栈桥、防潮海堤??一些工程都完成百分之八十了，政府一换届，就停掉，财政停止拨款，还有垫付了款项的工程单位拿不到钱，把政府给起诉了。

　　包括上一任做到一半的广利河步行街，被取消拆除，取而代之投资60亿兴建了广利河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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